今年春節前后，一場由新冠病毒引發的公共衛生疫情，給人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既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次大考，也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3月31日下午，總書記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觀看“數字杭州”建設情況，高度肯定了運用健康碼、云服務等大數據技術手段推進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做法。數據作為5G時代最為關鍵的資源，在當前積極服務于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及在長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全力打好疫情防控“八大戰役”，利用大數據全面支撐主動、精準、科學戰疫
總書記多次提出要構建網絡強國、數字中國。與 2003 年抗擊“非典”相比，大數據已在抗疫諸多領域發揮關鍵性作用。
運用大數據技術，前移防疫關口，打好“預警戰”。面對突如其來、病因未明的病例，大數據可以做到提前預警。如廣東、河南等省份通過醫療機構共享信息、疾病監測系統網絡的報告數據，甚至搜索引擎的地區熱詞，監測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異常集中爆發，提前便拉響警報，為控制疫情爭取到寶貴窗口期。
運用大數據技術，實現動態監測，打好“情報戰”。借助海量數據查詢、校驗技術，政府部門統計并核驗確診病歷人數、疑似病例人數和死亡人數等相關數據，推動跨地域、跨層級、跨系統的疫情研判和協同防控；公眾通過“丁香醫生”、阿里、騰訊等平臺能及時了解自身所處地區疫情嚴重程度，增強自身防護意識。
運用大數據技術，掐斷傳播路徑，打好“阻擊戰”。工信部組織相關單位統計全國特別是武漢、湖北等重點地區的人員流動情況，確定防疫工作重點區域、重點人群和重點場景，為政府科學決策物資投放和實施管控提供決策支撐。
運用大數據技術，助力科研攻關，打好“殲滅戰”。在病毒溯源、疾病預防、重癥救治、遠程醫療等方面，大數據這一高科技手段也投入運用之中，加快了病毒檢測診斷、防控救治等的速度進度。
運用大數據技術，積極調度保障，打好“持久戰”。大數據技術已廣泛應用并貫穿于疫情排查、監測、預警、防控、救治等環節，推動防控自動化、智慧化。
運用大數據技術，護航復工復產，打好“經濟戰”。確保實現疫情防控勝利和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始終是當前最重要的兩項工作。越來越多企業利用“云辦公”、“線上經營”、“無接觸生產”等措施，助力打通產業鏈“堵點”，化危為機、逆勢而上。
運用大數據技術，順應民意民心，打好“公信戰”。政府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挖掘整合、統計關聯和預測分析，洞察民情民意，政府數據開放和予民利用取得實質性突破。浙江、河南、廣東等防疫工作善政善行的地區，得到當地民眾贊賞，有效提升了政府公信力。
運用大數據技術，迭代監控體系，打好“穩定戰”。利用強大的數據采集和分析能力，對疫情進行實時性、數量化、可視化觀測，積累數據特征以應對風險、提升策略效能，有助于重大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極大提升治理水平，確保經濟社會穩定。
二、政府數字化治理中存在的短板
在此次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面前，由于全國各地數字化發展程度參差不齊，在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實現信息共享、支撐疫情防控決策上存在短板，亟待解決。
第一，局部預警階段，與大數據技術不斷創新相比，非典后我國建立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規則體系、業務流程、數據應用之間銜接問題比較突出，數據資源的切割和壟斷現象事后看來非常明顯。
第二，全國擴散階段，部分省份沒有做到大數據輿情信息采集和分析，還沒有從傳統的“預設立場式地解讀數據信息”的“表格思維”進化為“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的“大數據思維”。
第三，事中處理過程，隨著疫情的擴散、醫療物資的告急、生活物資的短缺，各種負面信息涌入，其中不乏不實信息，而官方回應不足加劇了社會信任體系的脆弱性；一些市場失序行為與瞞報利己行為的發生，以及一些確診人員隱瞞病情和故意傳播。
第四，政令執行層面，部分地區由于沒有第一時間調動市場、社會等多元化主體積極性，不同主體參與大數據應用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參與度不高，導致供給能力短缺、供給效率不高，民眾不滿情緒有所發酵；初期也沒有就公共事務與基層一線及社會公眾進行很好的指導、交流與互動，出現一些“沉不到底、上下失聯、各自為戰”的亂象。
第五，事后分析層面，由于沒有貫徹統一的數據采集和共享標準，缺乏從基層至省級政府的數據采集上報系統，各級各部門原始數據共享程度不足，數據統籌力度不強，出現大量重復式的數據收集和治理工作；加之大部分大數據經營企業并沒有對數據保護建立嚴格的內控機制，信息保護工作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三、完善大數據體系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
數據是數字經濟的“新能源”，加快數字化智能化升級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迫切需要。
（一）建設國家大數據中心，為高質量發展賦能
要搭建由中央政府為主導、基于云計算的全面、準確、安全的國家大數據平臺。其構建是一個宏大工程，需要持續不斷地投入海量人力物力來保障，成立國家大數據中心責任部門，從頂層設計上統籌安排各項工作，針對目前大數據存在的產權界定、權責不清等問題制定相關規定，構建全國數據體系，最大限度整合現有資源，實現全國信息一體化運作。
（二）持續完善數字政府建設，夯實數字化支撐能力
需切實加強“一盤棋”統籌力度，加大數字政府、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投入，建設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和在線監管平臺，基層政府精細管理、減負增效、優化服務的主線，實施“城市大腦”工程，為促進各級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數字引擎”；要理清政務大數據資產，尤其是理清重點部門、重點行業、甚至重點企業等關系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數據，持續推動政務數據集中共享；要加強政府大數據資源與企業特色數據整合。
（三）以構建公共應急體系為切入點，釋放大數據價值
各地區應繼續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構建應急管理大數據體系，整合相關數據資源，深度開發融合大數據應用，解決應用管理中出現的信息不對等、反應不及時、施策不精準等問題，實現動態治理，讓大數據做好“參謀員”“調度員”。
（四）探索創新公共服務模式，提升群眾獲得感
要著眼經濟社會數字化智能化升級大局，積極扶持相關產業發展，充分發揮政府相關政策引導作用，鼓勵支持全社會圍繞公共服務重點領域加大投入，充分激發社會創新創造活力。
（五）優化社會信任體系，強化政府公信力
社會信任體系的構建，能極大節約有限的社會治理成本，規范社會運行體系與發展秩序。
首先，要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政府對輿論的感知、響應和研判能力；其次，通過數據挖掘技術，對社會治理問題實現溯源分析、即時分析和關聯性分析，為協調各方主體、解決根本問題提供途徑；再次，推進官方信息發布平臺建設，公開透明回應社會關切，不斷夯實政府與民眾的線上溝通與交流基礎，營造良好輿論氛圍；最后，在政府內部建立和強化信息共享與聯動應對機制。
（六）解決困擾大數據運用難題，共同營造信息充分可控、安全運行的綠色生態
要加快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做好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數字化迭代升級，打破區域及行業壁壘；要建立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產學研一體化的產業生態鏈模式，對需要自主研發的關鍵設備及技術給予政策傾斜；要鼓勵更多企業參與國家大數據安全的標準規則制定，參與關鍵設備及軟件開發；要加強大數據安全標準化人才培養，集中力量打造核心技術；要建立嚴格審查機制，堅決查處數據濫用、數據泄露等行為。 
